访谈 | 超越二元对立：翻译的本质、中国文学外译与人工智能挑战——劳伦斯·韦努蒂访谈录

摘要：劳伦斯·韦努蒂是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他的“异化”理论在国际翻译研究领域影响深远。本次访谈聚焦翻译的本质、中国文学外译及人工智能对翻译的影响等议题。韦努蒂批判了翻译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强调翻译的诠释属性，重构了“归化”与“异化”的关系，探讨了流畅性与异化策略之间的平衡之道。在谈及中国文学外译时，他强调文本选材与诠释主导权的重要性，认为对目的语文化的深度理解比母语能力更为关键，并质疑了去语境化的全球化翻译模式。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韦努蒂提出了重新定位译者角色、探索人机协作的建设性思路，并探讨了一些前瞻性的研究话题。

一、翻译的诠释本质与异化的伦理维度

余静：中国学界常通过“异化”和“归化”来讨论您的翻译理论。但您今天的讲座提出了一个更为基础的区分，即翻译的诠释性模式（hermeneutic model）与工具性模式（instrumental model）。能否进一步阐释这一理论框架与您翻译观之间的关系？

韦努蒂：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诠释性模式与工具性模式的区分比“归化”和“异化”更为基础。当我们视翻译为一种诠释行为时，会发现这种诠释可以采取不同形式。诠释可以迎合目标语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表现为归化或极端的同化；也可以认同目标语文化中那些边缘的、残余的，或是新兴、尚未获得权威地位的非主流价值观。所有翻译本质上都具有同化性，因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而这种重写以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为框架，使其在新的语言和文化中变得可理解且有吸引力。因此，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来进行翻译，翻译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源文本的一种归化。尽管如此，译者仍然可以选择采取何种方式来进行翻译。如果一直用接受语文化中那些最具声望、最具文化权威的主流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表征来翻译原文，那就是一种粗劣的归化；如果选择将文本译成接受语文化中人们不太熟悉、流通度较低的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表征，就可能带来异域感，产生异化效果。

因此，异化翻译并不是简单地还原外国文本所具有的“异质性”，而是如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言，是对外国文本形象的建构。这个形象可能认同接受语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也可能质疑这些价值观。我主张翻译应当质疑这些价值观，这才是合乎伦理的翻译方式。翻译会将文本从原有语境中抽离，并重新植入新的语境，译者必须为这种“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与“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承担责任。

二、可读性与译者显身之间的平衡

余静：在您看来，流畅性是否必然导致译者的隐身？能否在保持译文可读性的同时，凸显译者的诠释立场？

韦努蒂：译文的流畅性是译者需要创造的特质。我从业50年，只翻译了20部作品，但我认为所有译者都有责任让译作具有可读性——也就是流畅性。我们的译作不能晦涩难懂，让读者弃之不读，必须具有可读性。但“可读性”有多种实现方式，这是译者选择的空间之所在。因此，流畅性本身并不是问题的症结。

问题在于，流畅性可能制造出一种透明的假象，让读者忘记自己在读译作，误以为直接在读原作。从这个角度看，它确实可能助长工具性翻译。但流畅性并不只有一种形式，它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策略实现。问题不在于流畅性本身，而在于译者往往只局限于使用非常有限的一些语言形式来翻译，只用译入语中最标准、最熟悉的形式。如果译者引入非标准的语言成分作为对原文的诠释，这种做法可能一开始会打破透明译文的假象，但最终可能促使读者更多地关注译文的语言特质，意识到文本是经过翻译的，从而察觉到译者的存在。

流畅性可能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译者的隐身，因为译文看起来不像译文——尽管人们常常认为这是译者的“成功”。但这也不是流畅性的错。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去追问，这种流畅性究竟是在怎样的语言和文化框架下实现的？在很多情况下，流畅性掩盖了译者对原文的诠释性干预，掩盖了原文被诠释的事实，也掩盖了译者在语言选择中融入自己诠释的事实。

尤其在小说翻译中，译者的语言选择不仅影响句子的表达方式，还会在更高层次上作用于叙事节奏、叙述视角、人物性格建构，甚至可能改变情节。人们在这些层面上更容易觉察到诠释的存在，但其实早在词汇选择的层面上，译者的诠释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常以为翻译只是推敲字词，但任何译者都会告诉你：翻译的单位远不止是字词，而是一个建立在文化语境中的诠释实践。……

三、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外译

……

余静：您刚才提到译者的文化位置和翻译行为的复杂性，也让我想到目前中国文学外译的主导模式。很多翻译项目是在中国发起，且由中国译者译入外语，这使得译文常常深深植根于源文化，而非目的语文化。在您看来，译者该如何在源文化导向与目的语文化期待之间取得平衡？

韦努蒂：译入非母语本身并无不可，关键在于译者是否真正掌握了目的语及其文化。要将母语中文译成英语，就需要深入浸润在英语文化中，通过接触影视、音乐等素材，培养文化敏感度，掌握文化形式库。这是任何专业译者都必须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译入还是译出，母语水平并不是翻译的必要条件。很多古典学者都不是源语言的母语者。例如目前最著名的荷马史诗英译者之一艾米丽·威尔森（Emily Wilson），她并不会用古希腊语进行日常交流，但她对古典文本的学术理解使她的译文深具说服力。翻译古典文学的时候，译者对该文化现存文本的学术性了解比母语水平更为重要。同样，当译入非母语时，你需要掌握这种学术性知识。翻译的关键是文化理解与文本调研的深度。要创作出能引起目的语读者共鸣的译文，译者必须在三个层面上与他们建立联系：文本内部、文本之间以及语境层面的共鸣。这种共鸣需要译者对目标语文化和语言有非常深入的理解。……

四、异化翻译的误读与策略选择

余静：您的异化理论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常被与鲁迅的“硬译”思想相联系，成为最常被讨论和运用的翻译策略之一。尽管您的主张与鲁迅显然不同，您更强调异化作为一种伦理立场而非具体操作方法，但是否可以说，正是这种带有归化色彩的理解——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反而促成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

韦努蒂：这的确是我的幸运。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理论之所以在中国——乃至其他地区——得以传播，正是因为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阐释方式。我不愿将其称为误解，也不认为是对我作品的扭曲。毕竟，诠释本就是开放的。当然，如果有人把我从未说过的话归于我，那就另当别论。但除此之外，当你发表作品时，就如同把一个漂流瓶投入大海——你无法预知它最终会漂向何处，又将被如何解读。

我注意到的问题是，某些解读并未产生建设性的成果，既未推动有意思的理论研究，也未激发出真正具有启发性的翻译实践。例如，有人将“异化翻译”简单等同于“直译”或“逐字对译”，这完全不是我的立场。虽然在《译者的隐身》中我确实引用过一些偏向直译的实例，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主张让译文变得晦涩难懂。这种误读的根源，在于翻译理论在教学中被过度简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接触到一系列僵化的二元对立，比如“充分性”与“可接受性”，这些概念被反复强调。无论是纽马克（Peter Newmark）、豪斯（Juliane House）还是杰罗姆（St. Jerome），似乎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这种对立模式。……

从本质上说，翻译是一种协商过程。译者必须与语言和文化差异进行协商，因为正是这些差异阻碍了跨文化理解。这些差异需要被处理、被标记，但不能简单照搬。翻译永远是一种中介行为，它必然改变源文本。当我谈到“标记差异”时，这一过程始终是间接的，它体现在你选择翻译什么文本，以及如何翻译这些文本的策略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取决于具体语境。这正是翻译之所以具有策略性与战术性的原因。……

五、人工智能对翻译的挑战

余静：AI技术的发展是否最终会使译者“隐形”，沦为机器背后的技术工人吗？随着越来越多标准化、AI生成的内容出现，是否会进一步强化追求“透明”与“归化”翻译的倾向？

韦努蒂：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近期发表在《目标》（Target）杂志上一项研究，选取了一篇英文小说，将其译为荷兰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并邀请200多位读者参与接受度调查。结果显示，读者几乎无法区分人工翻译、纯机器翻译和经人工编辑后的机器翻译。这个研究很应景，因为当今不少翻译公司要求译者对机器翻译进行译后编辑，而非从零开始翻译。可怕的是，普通读者竟然无法分辨其中差异。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项研究本身对“翻译”的理解极为贫乏。问卷设计结构显示，研究者将翻译简化为“流畅度”和“准确性”，即便加入了“叙事沉浸感”这样的指标，其标准也非常肤浅——问的是诸如“读的时候有没有睡着”之类的问题。他们完全忽略了翻译作为对原文的诠释这一核心特性。职业译者还面临另外一个困境。以英语国家为例，尤其是美国，翻译出版物的比例极低——每年出版的书籍约有三到四百万本（包括自出版、商业出版和学术出版），其中翻译作品还不到1%。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译者的专业地位极为边缘化。从事翻译工作往往意味着收入不稳定、缺乏保障，更遑论职业发展。现在，机器翻译的出现——它们更具成本效益：不会抱怨、不会要求加薪，而且总是按时交付——使得译者面临更大的挑战。除非他们重新定位自己与机器的关系，否则就有失业的风险。译后编辑是一种选择，但我认为，其实还有更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可以探索。……

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让机器做它擅长的事，同时思考译者如何将其转化为辅助工具。我的一个想法是：既然机器能够分析大量文本数据，那么译者能否利用这种能力，辅助自己的诠释工作？比如，翻译小说时，是否可以开发一款软件，不仅能分析该作品在源语文化中的接受情况，还能分析它在其他成功译介地区的接受情况？是否可以通过主题建模等技术，追踪原作在各类评论和研究中的解读方式，从而帮助译者为目标读者群体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诠释策略？……

作者简介  余静 ,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技术、文学翻译等。

（节选自《中国翻译》2026年第1期，1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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