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16
来源：中国翻译研究院
熊辉 中国翻译 2025年3月11日 11:34 北京
摘要：翻译学与符号学先天具有毗邻性，符号的解释诉求和翻译的符号转换等决定了二者具有联袂的学科基础。但长期以来，翻译符号学发展总是难以摆脱“符号学方法+ 翻译现象”的研究模式，即便近年有学者提出建立翻译符号学学科的设想，却依然将其视为符号学的分支学科。实际上，并非只有符号学对翻译学具有指导意义，翻译学其实也有助于符号学原理的完善和丰富，而且在当今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符号权力的获得也必须依靠翻译的手段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翻译符号学并非只是符号学的分支学科，它兼具了翻译学和符号学的部分属性，同时也具备了自身的特质，唯持此念方能确立翻译符号学的学科独立性。
关键词：翻译符号学；翻译学；符号学；学科独立性
“ 翻译符号学” 直到20 世纪末才被国际学术界首次提出， 英文为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或Translation Semiotics；国内提出翻译符号学概念并呼吁建立翻译符号学学科的声音出现在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内很多学者加入了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行列，不仅对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设计，而且对翻译符号学的发展方向也做了学理性的勾画，体现出学界对翻译符号学研究的重视。然而，纵观有限的中国翻译符号学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其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在符号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占据主流，使符号学沦为“工具”，翻译学沦为附庸；忽视翻译学对符号学的建构意义，一味地强调符号学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价值；将翻译符号学视为符号学的分支学科，忽视了其与翻译学的天然联系，等等。有鉴于此，本文在论述翻译（学）与符号（学）具有毗邻关系的基础上，讨论了目前国内翻译符号学研究有待改进之处，以及在翻译符号学学科认识上的局限，指出翻译符号学是一门兼具翻译学和符号学之长而又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独立学科。
一、翻译符号学建立的基础：翻译学与符号学的毗邻性
符号具有被翻译的潜质和诉求，同时它也具有从事翻译的条件和效用；与此同时，翻译学在意义解释方面具有符号学的部分属性，可以视为符号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二者的毗邻关系为符号学和翻译学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翻译符号学的建立找到了可考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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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译符号学的研究主流：翻译学对符号学的借鉴
符号学是文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成果，但它超越了文论的分析立场和文本解读功能，发展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而翻译学作为一门解释和再现意义的学科，符号学势必对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二者的联袂定将开启翻译学研究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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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译符号学对符号学的建构
随着符号学、翻译学乃至翻译符号学自身的发展，人们有了建构翻译符号学学科的自觉意识，并就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美中不足的是，目前对翻译符号学的基本认识是将翻译符号学视为符号学的分支学科，不仅忽视了它与翻译学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没有注意到翻译学对符号学的建构意义，因而难以认清其学科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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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人类一直生活在符号世界中，自从有跨语际和跨符际交流活动以来，翻译符号学便业已存在。翻译学和符号学是两个独立的学科，而翻译符号学并非翻译学与符号学的简单组合叠加，也不是用符号学的方法去研究翻译学，而是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意义认知活动。很多翻译家和学者经常探讨的翻译技巧和策略、翻译改写和删减、翻译语言和句法、译本解构和功能等，其实就是经典叙事学或符号学探讨的重要内容，因此翻译语言学派、功能学派等可谓之“翻译符号学”。而在文化研究兴起的当下，翻译学经常讨论的译本传播、接受、影响，译本诞生的政治文化语境、性别和种族、“赞助人系统”，以及翻译研究的解构视角等，与文化符号学和社会符号学讨论的内容异曲同工，因此翻译文化学派、社会学派等可称为“新翻译符号学”或“后翻译符号学”。国内翻译符号学研究的先行者王铭玉曾提出：“翻译符号学不但可以丰富符号学的类型研究，扩展符号学研究的范围，还可使符号学研究在整体上更上一层楼。”（王铭玉，2016：10）虽然这句话不是直接表达翻译研究对符号学的“作用力”，而是在说翻译符号学作为符号学的分支学科会对符号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但其所谓的“翻译符号学”多少会包含翻译研究的成分，因而同样说明了翻译学会丰富符号学的研究，使之趋于完善。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广义翻译学”概念的形成必将进一步突破符号学的诸多藩篱，建构起翻译符号学自己的学科属性，且对符号学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因此，翻译符号学并非只是符号学指导下的翻译研究，还应该包含翻译学带动下的符号研究，以及翻译符号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探索，这不仅是翻译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构成翻译符号学学科边界的核心。
作者简介 熊辉，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节选自《中国翻译》2025年第2期 pp.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