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 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

皮伟男、蓝红军 中国翻译 2025年12月4日 15:19 北京

摘要：问题意识是基本科学精神的表征之一，是人们探索未知、破解难题之动力。中国传统译论作为中国翻译思想之结晶，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本文沿着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化的路径，梳理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的起源与发展。发现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起源于孔子对专名翻译的思考，并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发展。其问题意识常以四类翻译命题和四类翻译范畴的形式呈现。从关系论视角来看，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分为对文本与文本、人与文本、人与人、人与环境等四类关系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起源与发展；呈现方式；类型

新时期，在倡导理论自信以及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翻译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支，需要回应国家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关切，为构建中国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作出贡献。翻译学界正积极建构翻译学中国学派、建设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以回应时代之需。而关注中国传统译论，是建设翻译学中国学派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译学的重要课题。目前，译学界重新挖掘与整理中国传统译论，用现代学术理念对其进行理论形态以及概念范畴的转化，使其显性化与系统化，彰显其学术价值，“进而构建更具解释力和普适性的翻译理论”（邵璐，2022：136）。

中国传统译论源自译（论）者对翻译实践活动中各种问题的认识，即从事翻译实践时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矛盾。传统译论对这些突出问题进行探讨，实质就是问题意识的物质表征。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的起源为何？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意识是如何呈现的？其问题意识有哪些类型？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暂付阙如。本文回溯中国译论发展历程，探赜中国传统译论所凸显的问题意识，希望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译论在问题意识方面的民族特征，总结与提炼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思维方式，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阐释与重构添砖加瓦。

一、中国传统译论及问题意识的定义

重要概念的阐释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考察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首先需要对何为中国传统译论有个清晰认识。中国传统译论是个模糊的概念，有着宽泛的外延。因此，即使众多学者从诸多角度对何为中国传统译论发表过见解，学界对其界定尚未达成统一，差异点主要有二。其一是“传统”的界定。有学者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对传统进行时段划分，而朱志瑜则认为“‘传统’不是一般的时间性概念，而是相对于‘现代’的方法论概念”（2001：3）。本文将两种观点进行结合，认为首先需要从历时的角度对时段进行划分，其次“传统”作为一个与“现代”相对的词，所指涉的中国译论具有特定的理论形态，例如中国传统译论具有整体、感悟式的特点，常从中国文论汲取养分。因此，即使在划分时段内出现，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翻译理论就不纳入讨论范围内。其二是中国传统译论所指涉的是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的传统译论，还是中国译（论）者所撰写的传统译论，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如若指前者，那么并非在中国土地上提出的传统译论就不在讨论范围内。如若指后者，那么鸠摩罗什等非本土中国译（论）者所提出的传统译论，则不应该纳入到中国译论的视野当中。如若两者兼而有之，那么就类属广义的概念。本文持包容的态度，不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中国传统译论要根植于中国语境，治学途径及理论旨趣要走中国道路。虽然鸠摩罗什并非中国本土人士，其译论的撰写是为中国的佛经翻译服务，因此其译论可纳入中国传统译论的范畴。本文将中国传统译论界定为：从古代到改革开放之前，出现在中国或由中国译（论）者所撰写的根植于中国语境且具有传统中国理论形态的翻译论说。

近年来，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译学界致力于其现代阐释。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将中国传统译论作为整体，用现代学术的概念范畴对其进行诠释，以彰显其理论特色与价值，例如探赜中国传统译论的审美取向及哲学基础（冯丽霞、蓝红军，2023），梳理中国传统译论的阐释模式（卜超群，2023）等；二是个案分析，即关注某一特定中国传统译学理论，包括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译经家的翻译理论等，例如王晓农（2021）从翻译范畴和翻译理论两个角度，对鸠摩罗什的“圆通论”进行了重释。就研究内容而言，部分研究梳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主线，陈大亮（2023）总结了中国传统译论史“信”和“美”的两条主线，而Wang（2023）则认为“达”是中国传统译论发展的隐含脉络。此外，还有的研究归纳中国传统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影响因素，例如刘性峰、魏向清（2020）总结了“象思维”对中国传统译论理论范式和话语形态的具体影响。就阐释方法而言，有学者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如周远航、周红民，2022），还有现代译学理论（如杨士焯、周旭，2019），中国传统文论、美学等（如张思洁，2006）。整体而言，中国传统译论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有些重要话题依旧没有受到重视，问题意识则为其一。

问题意识是个哲学命题，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想自觉，“它本质上是一种问题观，反映的是主体如何‘观’问题”（李双套，2020：56）。问题的存在是问题意识存在的基础，没有问题则不会有问题意识。在翻译领域，问题意识是为了发现、分析和解决翻译活动中存在的困境和矛盾。问题意识在社会领域被视作“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基本方法’”（崔禄春，2023：26）。翻译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围绕翻译的问题意识就是推动翻译实践进步、推进翻译认识的“基本方法”。因此，探索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就是探赜译（论）者如何认识、把握和解决翻译问题以推动翻译实践的进步，是研究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考察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首先结合时代语境梳理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的起源与发展，接着探讨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的呈现方式，最后从关系论视角对其类型进行划分。

二、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的起源与发展

翻译问题意识是翻译主体基于对自身翻译需求和目的而形成的。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并非来源于理念或概念层面，而是来自真实世界的翻译困难和经验。关于最早的中国译论，陈福康谈及两则孔子关于翻译的论说，其一为“名从主人，物从中国”（2011：4）。赵巍认为“‘名从主人’实际上相当于不译之译或‘零翻译’”，而“‘物从中国’则要求范畴名以中原地区的说法为准”，该论说“构成了最早的专有名词翻译的完整原则”，表征了儒家“夷夏之辨”的思想（2011：70）。彼时，“中国”与异域他国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催生了翻译实践。在实践活动中，译（论）者对如何翻译产生了困惑，而当时占主流的儒家思想影响了人们解决翻译问题的方式。因此，中国传统译论首先具有的并非解决翻译认识问题的意识，而是解决专名翻译相关问题的思想自觉，且最开始便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

通常认为，中国传统译论发轫于东汉支谦的《法句经序》，该文讨论佛经翻译实践的相关问题。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掀起了佛经翻译的高潮。发现问题为解决问题之基础。译经家在佛经翻译实践中，发现了诸多佛经翻译的难题。支谦的《法句经序》“首次提出了译事之不易”（陈福康，2011：7），发现“名物不同”导致“传实不易”。后来，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发现源文本和译文本之间、源文本作者与译文本读者之间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导致翻译之难。其译论是对“名物不同，传实不易”的补充，对翻译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鸠摩罗什探索到“秦”和“梵”之间“殊隔文体”，因此翻译会导致“失其藻蔚”。

针对佛经翻译之难，译（论）者根据各自的翻译经验提出翻译方法或原则，彰显解决翻译问题的思想自觉。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起便开始了其中国化进程，与本土的儒释道思想逐渐融合，中国传统译论解决翻译问题的意识便受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有言不尽意论。老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之本源，但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其本真。孔子亦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该论述指书面文字受载体限制，难以完整确切表达思想内容及内心情感，“言不尽意”促使人们追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同时，佛教有本体不可言说的语言观，认为语言会束缚思想、造成桎梏，也有佛教至理不可言说的思想。例如，道安在《道行经序》中指出，“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验其义者，迷其旨者也……若率初以要其终，或忘文以全其质者，则大智玄通”（僧祐，1995：263）。道安认为，如若我们通过考文和察句的方法解读佛言佛经，则会导致佛经旨趣的迷惑，只有忘文才能达至大智。因此，佛经翻译有言外之意、不译之译的艺术化呈现方式。在名物不同的情况下，就如何译以传递佛教思想，《法句经序》便援引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观点，以及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思想，以传达早期“质”派审美的观点。具体而言，维衹难强调“不加文饰”，只需“易晓”和“不失厥义”即可。彦琮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宁贵朴而尽理”。批判性是问题意识的特质之一。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也具有批判特征，表征为对前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批评。不论是《法句经序》中支谦对竺将炎“不雅”的批评，还是道宣对晋宋译经“是非俱烂”之批评，皆为良好例证。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名实之辩和追问事物本体的哲学传统，探讨名（名称）能否反映事物之实（本质），例如孔子提出“正名”说，主张“名正言顺”。中国古代也有训诂的治学传统，对经典中的名物、制度进行定义。在两方面的影响下，发现和解答翻译基本认识问题的意识在佛经翻译时期也开始形成。该时期的译论就出现了带有朴素学理特征的翻译定义命题。例如宋朝的赞宁在《宋高僧传》第一卷《译经篇》写道“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陈应年、罗新璋，2021：91）。从该定义便可看出，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者对翻译本质有了深刻认识，从翻译形态（将“译”比作“易”）、翻译功能（实现跨语信息传播）等角度对其定义。该定义的内容也有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论思维的影子。“易”体现了《周易》的变易观，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翻译就是通过交换以实现变化；“所有”和“所无”则体现了道家“有无相生”的辩证观，“有”“无”二者共生才是翻译存在的基本条件。整体而言，佛经翻译时期，译（论）者不仅基于翻译实践，发现翻译之难，提出解决翻译问题的方法或原则，还具有探索翻译基本认识问题的意识。此外，部分译论的问题意识还具有批判特征。佛经翻译旨在传播宗教思想，所以这一时期的译论，彰显的是发现和解决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翻译问题的思想自觉。

翻译问题以及问题意识的发展，与时代的刺激和挑战密切相关。晚明之际，国力衰弱，面对社会危机，部分士大夫开始转向实学，注重经世致用。他们心系家国命运，希望富国强民，并意识到富国强民得先“会通”，而实现“会通”得诉诸“翻译”。因此，明末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与佛经翻译时期的问题意识有所不同，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时代的刺激催生出对“译何为”的思考。基于翻译之功能，此时的译论衍生出对“译什么”等问题的探讨，即应当翻译何种书籍。实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倡导综合各门学问，包括史学、自然科学等，形成全面的知识体系。在其影响下，士大夫认为应当翻译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例如杨廷筠呼吁翻译西方“六科”经籍，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清末，有识之士也希望通过翻译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梁启超发出了“欲求知彼，首在译书”的时代强音，彰显了对翻译能够何为的思考。

佛经翻译时期，中国传统译论彰显的是发现和解决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翻译问题之意识，即如何解决翻译问题以进行宗教传播。民国时期，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不断涌入，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用文言作的诗已无法表达时代及民众的思想情感，亟需革新诗歌语言，译入西诗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此外，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语言也需要现代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同时新式教育体系也逐渐确立，西方学科和知识体系被引入中国，译名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因此，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域发生了变化，发现和解决翻译自身实践问题的意识开始形成，集中体现于译（论）者深入探讨译名和译诗等话题。就译名问题，胡以鲁提出“三十例”，朱自清将历来译名方法概括为五种。邹韬奋、章士铎、郑振铎等人也发表见解。就如何译诗，郭沫若、闻一多等都赞成以诗译诗。发现和解答翻译基本认识问题的意识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的译（论）者对翻译类别和过程等进行划分，例如闻一多将翻译分为理解和表达两个程序；刘半农区分字译和直译；林语堂将翻译区分为“句译”和“字译”两类；周作人将翻译分为职务的、事业的和趣味的三类；金岳霖将翻译分为“译意”与“译味”两类。译（论）者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类别进行划分，推动了对“何为译”的认识，进一步彰显了观照翻译基本问题的思想自觉。

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起源于孔子对专名翻译的思考。佛经翻译时期，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体现在发现翻译之难和解决佛经翻译困难，集中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翻译问题，还体现在对翻译本质的思考。因为明清末年时代的挑战，中国传统译论彰显出翻译能够何为以及译什么等问题的思考。民国时期，发现和解决翻译自身实践问题的意识开始形成，译（论）者也进一步彰显了对翻译基本问题进行思考的思想自觉。

三、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的呈现方式

在中国传统译学史上，问题意识常常以命题、范畴等形式呈现。首先是翻译命题。命题是逻辑学、数学等学科的名词，指一种断言，表示某一情况或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国传统译论的命题指“用陈述或判断形式表达的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概念及观点的语句”（戚伟燕，2023：23）。表征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的命题包括以下四类。第一是关于“何为翻译”，即翻译定义的命题，表征“翻译是什么”和“翻译何以存在”等问题意识。对“何为翻译”的思考属于哲学问题，“是对翻译本质的形而上追问，是对翻译研究元理论的思考，因而属于翻译本体论的范畴”（陈大亮，2007：24）。如前文所述，佛经翻译时期，译经家赞宁就曾提出过翻译定义的命题。到了近代，关于翻译本质的命题更为丰富。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译（论）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围绕何为译发表见解。例如，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陈应年、罗新璋，2021：496），贺麟则从哲学视角出发，认为翻译的本质为“用不同的文字，以表达同一的真理”（陈应年、罗新璋，2021：519）。第二是关于“翻译何为”，即翻译功能的命题，表征“翻译应该何为”“翻译能够何为”以及“翻译已经何为”等问题意识。明末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论述过翻译强国的重要性。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徐光启提出的“译以致用”可谓是“翻译能够何为”的经典命题。清末，有识之士继续提出翻译何为的命题，强调翻译救国保种之社会功用，例如冯桂芬认为翻译是“天下第一要政”，周桂笙强调翻译工作旨在“觉世”与“开启智慧”。民国时期，译（论）者进一步提出翻译命题，强调翻译在语言、文学和文化方面之功用。郑振铎将翻译比喻为“奶娘”，提出“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的命题，强调在文学领域翻译能够何为。季羡林提出“翻译之为用大矣哉”（1997：2）的命题，强调在文明领域翻译已经何为。第三是关于“如何翻译”，即翻译方法的命题，表征如何进行翻译操作的问题意识。从佛经翻译起，支谦提出“不加文饰”，玄奘提出“五不翻”，直至近代译（论）者提出“‘译’必从其义”“以诗译诗”等，中国译学史上关于“如何翻译”的命题最为丰富。第四是关于“翻译如何”，即翻译批评的命题，表征“翻译实际如何”“翻译应当如何”等问题意识。《法句经序》作为中国传统译论的开篇之作，也是一篇关于翻译批评的文章。支谦认为竺将炎的翻译“近于质直”，导致“其词不雅”，便是翻译实际如何这一问题意识的体现。

其次是翻译范畴。范畴为“关于客观事物特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是作为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概括和反映”（汪涌豪，1999：1）。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国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受到中国传统文论的深刻影响，取诸中国哲学、文艺学等，形成了诸多翻译范畴，其问题意识也常以这一形式呈现，主要包括以下四类。第一是表达译文审美特征的范畴，包括文、质等，表征的问题意识为译文应具有何种审美特质。文与质对举首先出自《论语》，用以形容理想的君子品行，后指文学之风貌特征。在中国传统译论中，译（论）者借用文与质两个范畴论述译文应当呈现之审美特性。例如，《法句经序》作为“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译事研讨纪要”（罗新璋，1997：7），记录的就是译者群体对“文与质”之探讨。支谦起初认为竺将炎的译文审美“不雅”且“近于质直”。然而，维衹难等人认为佛经之译文不必讲究“文饰”。该文反映了译文“质”派审美的观点。此外，美、艳、丽、化、味等也为表征译文应呈现何种审美特质之译学范畴。

第二是表达译文风格的范畴，包括圆等，表征的问题意识为译文应以何种风格呈现。在佛教认识论意义上，“圆是周遍和不执。前者是为了执两而用中，以实现消化对立面的理想境界；后者则在于超越名相之说，直抵难以言说的自由本体”（王宏印，2005：221）。佛教具有浓厚的崇圆意识，圆是美好圣洁的表征，也是修炼的最高境界。受佛教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家借用其观念，创造了许多“圆”范畴的术语以表达文章的风格，包括字圆、句圆、理圆、气圆等。例如，闫月珍将句圆解释为，“整个作品的用语风格统一，流通畅达，宛转自如”（1998：60）。中国传统译论的译（论）者，尤其是虔诚的佛经译者，也借用上述术语彰显译文应以何种风格形式呈现的问题意识，圆通即为其一。在慧皎的《高僧传》中，鸠摩罗什曾说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义圆通”（慧皎，1992：66）。于鸠摩罗什而言，为宣扬佛教，佛经译文在文辞风格上则需“圆通”，即译文整体上呈现圆熟浑融、多样化、有生气之风格。僧祐曾论及语言不通，导致翻译之艰难，“自前汉之末……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虽有偏解，终隔圆通”（罗新璋、陈应年，2021：78）。于僧祐而言，有的译者擅长胡语而不懂汉语，有的译者擅长汉语却不懂胡语，他们的理解或翻译存在偏差，从而导致译文无法“圆通”。此类翻译范畴还包括气、韵、风骨、形与神等。

第三是表达翻译标准和质量的范畴，包括信、达、雅等，表征的问题意识为翻译有哪些标准以及何种译文才可称作高质量译文。信、达与雅都在《法句经序》中出现过，严复首次在《译例言》中将三者一起视作翻译之难，后来三者被视作评判译文质量的标准。“信”最初被视为人应当具有的品性之一，儒释道都曾论及过“信”。在翻译领域，“信”则指忠实，以保证翻译质量。此类翻译范畴还包括顺、易晓等。第四是表达文本内容要素和语言形式的范畴，包括象、言、义、名、实、理、意等，表征的问题意识为译文内容和语言应以何种形式呈现。例如，上文指出佛教有本体不可言说的语言观，认为语言会束缚思想，造成桎梏，因此，佛经翻译形成了“言”这一翻译范畴。

四、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的类型

考察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的类型，关系论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关系论是区别于实体论的一种本体论世界观。实体论认为，世界由各类独立存在的实体和要素构成。实体论思维将物我两分，不考虑实体所存在的关系情景。迈入20世纪，为了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困境，西方哲学界出现了“关系论”转向。关系论关注交互性、多样性，将关系视作世界存在的方式。蓝红军（2020）提倡，要增加关系论思维，以重构和创新翻译学知识体系。面对同一翻译问题，不同翻译实践主体会构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因此所产生的翻译问题意识也会有所差异。从关系论出发对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进行划分，实质是以多值逻辑来看待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增加对其的考量纬度，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背景理解中国传统译论问题意识的丰富性。从关系论视角出发，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第一是围绕文本与文本关系问题的意识，主要关涉译文本与源文本应该为何种关系，例如：前者是否应该忠实于后者；何为译文本对源文本的忠实；如何实现译文本对源文本的忠实；哪些因素限制忠实的实现等。佛经翻译时期，译文本应忠实于源文本这一关系，已得到大多译经家的一致认同。不论是支谦提出的“因循本旨”、道安提出的“唯惧失实”，还是彦琮提出的“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这些命题都彰显了中国传统译论对二者关系的思考。关于何为译文本对源文本的忠实，支谦提出“勿失厥义”的命题。就限制忠实达成的因素，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给出了回答，包括源文本和译文本之间的语序差异、文风差异、论述差异以及文本结构差异。此外，鸠摩罗什提出“殊隔文体”，指出源文本和译文本之间的文体差异是影响翻译美感的因素。该论述也是从源文本和译文本关系的角度，彰显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

第二是围绕人与文本关系问题的意识。翻译世界的人主要指具备独立人格的翻译主体与客体，即译者和读者。据此，此类问题意识主要观照译者与源文本、译者与译文本、读者与译文本的关系。具体而言，主要思考译者如何解读源文本，翻译主体如何选择文本，如何表达和传递源文本的意义；读者接受怎样的译文本，如何接受译文本；译文本如何影响读者等问题。民国时期，对翻译的语言、社会和文化功能的认识，衍生出有关翻译选材的论题，即翻译主体如何选择文本的问题意识。傅斯年提出“不可不注意”的四点，前两点便与之相关，即“一、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本身具有价值，是否在同类之中算最好的”“二、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到了翻译的地步了，是否还有应当较先翻译的”（陈福康，2011：181）。就读者与译本的关系而言，中国传统译论主要将读者视作译文教化的对象，因此主要思考怎样的译文更利于读者接受。《法句经序》便对此有所观照，维祇难认为译文只需“易晓”即可，读者便能更好地受到佛经的教化和洗礼，有助于推动佛教的传播。此外，还有的译论通过探讨读者如何接受译文，来思考怎样的译文才算高质量译文。曾虚白认为译文评判的标准要看读者对译作的反应，译文读者必须要和原文读者有同样的感应，译文才算达到“神韵”（陈应年、罗新璋，2021：494-495）。该译论所呈现出的问题意识已具有现代译学理论读者反应论的影子。

第三是围绕人与人关系问题的意识。在翻译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包括译者和源文本作者、译者和读者、译者和其他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此类问题意识主要关涉翻译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就译者和原作者关系而言，大多译（论）者都认为前者要对后者负责。胡适发表《译书》一文就曾指出“译书第一要对原作者负责任，求不失原意”（陈福康，2011：180）。傅斯年也曾批评严复对原作者不负责任。就译者和读者的关系而言，有的译（论）者指出前者应对后者负责任。傅斯年提出“不可不注意”的四点中，后两点探讨的就是译者与读者的关系。“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译过之后，是否大众看得懂，——不觉得无灵性”“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译过出版之后，大家读了生何样效果”（同上：181），这些论述都是希望译者能友好对待读者。此外，还有的译（论）者将后者视作前者的同一阵营。严复以文言文的形式翻译《天演论》，实际就是为了拉拢士大夫阶层的读者。

第四是围绕人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意识，主要思考翻译主体怎样通过翻译活动影响甚至改变本民族语言、文学、文化、历史、民族和社会等，以及文学文化系统和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和改变翻译主体的行为。明末和清末，为巩固王朝发展，士大夫从译者与环境的角度思考翻译问题，例如翻译能够何为、译什么等。民国时期，文人则主要从语言文字发展的角度思考翻译问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旨在通过翻译改善本民族的语言。瞿秋白虽然批判鲁迅“宁信而不顺”的原则，然而也提出类似论点，指出翻译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同上：257）。到了现代，高植也认为，中国翻译工作者不仅要翻译外国书籍或文章，“充实丰富中国的语文”也是译者的任务（陈应年、罗新璋，2021：604）。

五、结语

本文回顾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脉络，分析和梳理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研究发现，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起源于孔子对专名翻译的思考。佛经翻译时期，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体现在对佛经翻译方法或原则的观照，以及对翻译本质进行思考。问题意识会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因为明清末年时代的挑战，中国传统译论观照翻译能够何为以及译什么等问题。民国时期，发现和解决翻译自身实践问题的意识开始形成，译（论）者也进一步彰显了观照翻译基本问题的思想自觉。就其类型而言，中国传统译论围绕文本与文本、人与文本、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等四类关系之间的问题进行思考。

学界常认为，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中国传统译论善于对直观经验进行概括和归纳，导致其“零散随意，不具有理论系统性”（赵巍、石春让，2009：14）。然而，通过探研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可见中国传统译论并非只是表达观点的散论，而是具有问题意识这一基本科学精神的话语，并形成了四类翻译命题以及具有理论思维、整体性和有序性的四类翻译范畴，以呈现其问题意识。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国翻译思想之结晶，本文对其问题意识进行探索，从新的视角梳理我国翻译思想史，也有助于构建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皮伟男，中山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翻译理论。  

蓝红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思想史、译学理论研究。

（原文出自《中国翻译》2025年第6期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