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价值、本体论：人工智能“一键后”时代的翻译史研究（摘编）

龚茁 中国翻译 2026年9月4日 09:56 北京

摘要：人工智能（AI）“一键完成”翻译和史料处理的功能扩大了翻译史的研究边界。本文从翻译史的研究目的、研究价值和本体论出发，提出“自然人主导”“人机并行”“AI主体”三种设计，解构传统人类中心叙事，揭示研究焦点或将从“以人为本”转向“人机关系”和“AI间的关系”，认为“译者”等概念或将有重大拓展，AI的翻译行为与逻辑有望被纳入研究范畴。但是，自然人对文本情感、历史语境、译者主体性的批判性思维和家国情怀仍是当下翻译史研究的认知根基。翻译史学科需在技术赋能与人文批判的张力中寻求平衡与创新，以应对“一键后”时代的挑战。

关键词：人工智能；翻译史；研究目的；研究价值；本体论

1997年，由巴里·索南菲尔德（Barry Sonnenfeld）导演的好莱坞科幻影片《黑衣人》（Men in Black）上映。在这部看似怪诞的影片的第31分48秒，演员汤米·李·琼斯（Tommy Lee Jones）说出了几乎是全片最富理性的台词：“1500 years ago, everybody knew the earth was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500 years ago, everybody knew the earth was flat. And 15 minutes ago, you knew that people were alone on this planet.”编剧似乎在利用这种反差提醒我们，科技在不经意间实现了观念的剧变，让人类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近年来，科幻作品中的某些桥段正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而悄然变成现实。众所周知，翻译是在人文社科中受到人工智能冲击较大的门类。翻译史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自然也无法闪避人工智能。

值得追问的是，在AI基本实现了翻译信息化、翻译智能化、翻译自动化的当下，AI能在何种程度上重构翻译学既定的知识布局？无论AI是否恶化学术书写生态，回应此类问题是翻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鉴于此，笔者拟以翻译史研究为切入点，探讨AI如何影响翻译史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体系，希冀体现翻译史学科对技术变革的学术自觉，并为“一键后”时代的研究转型与创新提供参考。

一、“一键后”时代翻译史研究认知边界的扩展

传统范式下，翻译史的研究主体是我国现行民法意义上的碳基自然人（下称“自然人”）。较之AI，自然人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文本中的思想和情绪，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历史学家的初心和正确的政治观、历史观、翻译观。在目前的技术边界内，AI在大模型史料文本总结和梳理中，主要还是概率计算和逻辑推理，而非知识创造，无法完全深入翻译史研究问题内部。

智能时代下，发现和解读历史中的翻译事件有望不完全依赖人脑。凭借充足的知识喂养和先进的算法，AI可以更有效地实施历史模拟，对历史概念、事件做出分析，并在远距离阅读、信息识别和数据处理等智能化应用方面上表现优秀。同时，AI有望对历史翻译事件中的概念、逻辑、关系等做出更全面的分析，可以快速绘制AI时代的翻译史研究图谱。

果真如此，传统翻译史研究将面临两种困境： 一是学界还没来得及借助 AI 改进既有翻译史研究方法和学科框架，AI 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摆脱技术支持的角色而意图成为主导，“人工智能”也终将走向“去人工化”；二是学界还没来得及借助 AI开拓翻译史研究新的疆界，就要匆忙地对以AI 为研究对象甚至为研究主体的范式产生新的理解，进而最大程度地突破传统翻译史研究的认知边界。

二、翻译史研究目的之新视角

自翻译史被确立为翻译学的独立分支以来，翻译史研究始终致力于构建翻译活动的历时性认知框架和知识图谱，既着眼于历史翻译现象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启示，又关注翻译实践对未来跨文化交流的形塑。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翻译史是以历史重大翻译事件中的译者队伍构成、译者、原本与译本、译者行为、行为动机、翻译过程、翻译标准、翻译理念、主客观历史影响因素、翻译的作用、译本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贾洪伟， 2018 ），但这种历史认识论真正观照的却是当代译者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

“ 一键后”时代中，史料有望借助 AI 完成从“尘埃”到“字节”的形态转变，翻译研究和史学研究的数字化转向亦是大势所趋。无论是“‘一键后’时代的翻译史研究”还是“借助 AI 技术的翻译史研究”，都关注 AI 推动（迫使）既有翻译史的研究目的做出调整。在此视域下，“一键后”时代的翻译史研究可能存在三种设计。

一是以人为主体的研究设计，即由自然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负责价值判断。 AI 则专注于技术实现与方案优化，帮助自然人记录历史和利用历史档案来解决问题，但真正的历史书写者，还是能够直面复杂的人性并且具有个人和地方特色的自然人。

二是自然人和 AI 同为主体的研究设计。该设计的前提是，AI 已经被学界普遍认可，可以成为与自然人一样的研究者，甚至法律已经确认 AI 可以获得身份权和署名权等权利。随着 AI 不断深入参与翻译活动， AI 势必成为翻译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自然人与 AI 都是翻译实践和翻译史研究的主体。

三是以 AI 为主体的研究设计。该设计肯定“人工智能协助标注史料、查询笔记、总结文献主题、史料分类等工作，都是在助力而不是阻碍学术研究”（王涛，2024 ：16 ），同时也承认史学界面对 AI 产生的技术恐惧。

三、翻译史的研究价值的新维度

“ 一键后”时代的翻译史的研究价值同样面临重新评估的新处境。分析历史上的翻译事件并为现时的翻译提供智力支持，被普遍认为是翻译史的基本研究价值。不过，智能技术的流行，可能会重塑这种认知，翻译史研究因此可能面临新的转向。

一是观念转向。一旦 AI 在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中升级到更智能的阶段，人们点击“运行键”即可准确完成宪法法律、大型古籍等翻译实践任务，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各类翻译标准，并把人工校对的工作量降到最低，那么翻译史的研究价值必然启动从“人—机关系”到“AI 间的关系”的迁移。

二是技术转向。“一键后”时代下的翻译史研究必然要开展关于技术层面的研究价值的分析，要为自然人运用 AI 开展翻译史研究或为 AI 完善翻译史问题分析提供技术层面的智力支持。

三是现实主义转向。在“一键后”时代的翻译史研究价值中， AI 的数据存储、资料集成、文献分析、多语种材料处理、器物和图像识别等功能有望让翻译史理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四、翻译史研究本体论的新认识

翻译史研究的是“翻译的历史”和“历史中的翻译”，其本体论以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翻译事件中的核心概念为中心展开讨论，如翻译、译者、译作、读者、翻译事件、翻译考古等。“一键后”时代中，具有 AI 特色的翻译史和知识体系，必然更受关注。因此，就翻译史的本体论问题，可能产生新的解读。

一是“译者”的概念更新。AI 译者及其群体产生于何时？产生的标志什么？有什么共同特征？ AI 译者何时开始发挥其主体性？ AI 译者的主体性具有什么特征并有哪些流变？ AI 译者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的代表作有什么？其译作在自然人读者群和 AI 读者群中达到了何种传播效果？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

二是“翻译”的概念更新。由 AI 实施的语言转换是否具备跨文化或跨思想的功能？ AI是否比人脑能更好地达到各类翻译标准？如果反响是积极的，那么“一键后”时代中的“翻译”的概念，可能会变成“翻译是由自然人、法人或者 AI 等法律主体完成的具有在人人、人机、AI 间的跨文化目的的语言转换行为”等类似表述。

三是“翻译史”的概念更新。随着“ 一键后” 时代 中 AI 逐渐主导翻译实践，翻译史必须把 AI 纳入其研究对象。未来我们或将面对“翻译史是记叙人类、AI 和其他智能机体的翻译活动的历史，并记叙人类、AI 和其他智能机体对翻译的认识的历史”这一新定义。

四是“翻译史研究”的概念更新。“ 一键后”时代的翻译史研究，又或将产生两种范式： 一个是“AI 翻译的历史研究”（ History of AI Translation ）， 即 将 AI 及 其 参 与 的 翻译事 件作为 研究对 象，主要 关注 AI 译 者、 AI 翻译行为等智能翻译的内部史；另 一个是“历史的 AI 翻译研究”（ AI  Translation in History ）。套用邹振环的表达就是，该范式是AI 翻译的外部史研究，提供的是 一种 AI 翻译与自然人、AI 社会与文化间复杂交叉关系的分析（ 2010 ：18-26 ）。

五、结语

翻译史研究作为翻译学与历史学的交汇领域，其知识谱系建构于两个学科的融合，从而在翻译学中成为一个天然具有范式革新意义的存在。从事翻译史研究不仅需要跨时空的学术视野和纵深的历史观，更要有敢于观照未来的前瞻意识。在能或不能预见的未来，自然人和 AI 有望共同分析翻译史研究的目标、价值、本体论，基于各自的立场，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并尝试找到答案。在“ 一键后”时代，翻译史研究在一定时期内仍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主”的模式。“AI 如何为自然人服务”，仍是呈现在翻译史学者和技术人员面前的主要课题。

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龚茁，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史。

（原文出自《中国翻译》2026年第4期第141-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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