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16
来源：中国翻译研究院
陈林 中国翻译 2025年1月13日 16: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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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知名翻译家闵福德对中国传统译论情有独钟。他借用“知音”“信”“达”“雅”“化”等中国传统概念，建构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翻译话语体系，可概括为“知音”译论或译者“知音”论。本文历时梳理了闵氏“知音”译论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核心概念的理论内涵，并剖析了其阐释逻辑。研究认为，闵福德“知音”译论的阐释立场并未完全继承中国传统的“知音”理念，而更接近于“借杯浇臆”的阐释传统，它提示了译者主体性所带来的深刻洞见，但也可能引发“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阐释偏误，值得反思与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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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闵福德“知音”论的阐释逻辑与中国传统的“知音”说并不完全一致，而更接近于“借杯浇臆”的阐释传统，它揭示了译者主体性带来的独特洞见，但也可能引发消极的阐释后果，即《文心雕龙》所批评的“东向而望，不见西墙”。
一、闵福德“知音”译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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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闵福德开始思考翻译的理论问题，并展现出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欣赏。1985 年，闵福德发表《作为背叛的翻译》（Translation as Treason）一文，标志着他开始迈向理论探讨。文中，他重点讨论了翻译中的跨文化理解，强调译者应对异域文化保持开放心态，并首次引用钱钟书的“化”来阐明翻译的变异性（1985：49）。虽然该文并未使用“知音”一词，但闵氏对跨文化理解的强调，已隐约可见“知音”的影子。后来，闵福德讨论《鹿鼎记》的翻译时，提出译 者 应 当“ 知 声 ”（hearing voices）（1993：13），也让人联想到“知音”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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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闵福德“知音”译论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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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闵福德对“知音”的探讨最早出现在上世纪 80 年代，但迹象表明，他此前或已有过类似体悟。1974 年，闵福德创作了一首题为《翻译〈红楼梦〉》（Translating 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诗（见 Tong & Morgan，2021：803-804）。诗 中 写 道“ 夜 里 听 到 的 音乐 ”（Music heard in the evening） 和“ 分享 所 听 之 音 ”（shares the hearing）， 不 由 让人联想到他后来将翻译喻为音乐的观点，以及他对译者“知音”的阐释。诗中还写道，“ 转 化 它 们， 转 化 它 ”（Transforming them, Transforming itself）， 其 中 的 transform 似 乎也蕴含着“化”的意味——闵氏后来将“化”翻译为 transformation。可以说，至少从 1974年起，闵福德已经隐约萌生了“知音”的感悟。这说明“知音”译论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热忱与信念积淀的结果。因此，要理解闵福德的翻译实践，离不开对“知音”译论内涵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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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闵福德“知音”译论的阐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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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知音”又有新的发展。他探讨的是读者与作者“世远莫见其面”时的阐释活动：读者只能凭借文本来“知音”，无法得到作者亲自确认。刘勰认为，尽管存在阐释距离，若读者具备足够的审美经 验， 并 采 取 正 确 的 方 法 与 态 度， 如“ 博观”“心敏”“六观”和“不偏”，则仍可洞悉作者的思想感情。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强调阐释的客观性，要求读者“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即不应以个人喜好为标准，而要公允地阐释文本。换言之，阐释行为不应涉及认同问题，因为在刘勰看来，阐释者的喜恶（即认同或否定）容易导致偏见，使读者对符合个人偏好的文本过度赞赏，对不合心意的作品则置之不理，从而导致“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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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综上所述，闵福德在翻译伦理、过程、能力和接受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其“知音”译论展现了他对“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真切向往，体现了对异质文化的开放态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开放性却隐含着一种难以察觉的封闭性，表现为应然与实然的深刻矛盾：在应然层面，“知音”描绘了译者理解并认同作者的理想图景；而在实然层面，译者所理解并认同的却可能是自身，而非作者。究其根本，译者“知音”论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翻译跨文化阐释中的共通性，却对其异质性关注不足，导致了对翻译变异性和复杂性的忽视，使得理想与实践产生落差。这一矛盾为闵氏翻译主张的批判性反思提供了重要参照。 |
作者简介 陈林，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译者研究、翻译理论、典籍翻译、海外汉学。
（节选自《中国翻译》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