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之确立：理论探索、拟制路径与应对策略（摘编）

赵军峰│赵丹 中国翻译 2026年11月6日 09:39 北京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自主智能体的突破性进展引发了翻译实践的范式转变，致使传统以人类中心为基石的翻译主体论面临结构性重构。本文旨在突破生物中心主义的认知桎梏，从人工智能在翻译场域中展现的自主性、交互性与创造性等主体性特征出发，探讨其成为协同翻译主体的哲学根源与伦理起点。在拟制哲学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论证人工智能从技术客体向拟制主体跨越的逻辑合法性，并构建了涵盖功能型拟制与人格型拟制的双重实现路径。同时，为适应这一新型主体结构，本文提出通过立法前置、伦理重塑与行业规范的系统升级来实现翻译治理范式的革新，以应对人机协同中的伦理困境与制度失序，并为构建人机共生的翻译生态图景提供应对策略。

关键词：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理论探索；拟制路径；应对策略

2026 年7 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指出，人工智能正全方位重构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与文明进程。近期，国内外自主式智能体（如开源框架OpenClaw 与云端应用KimiClaw）的相继涌现，标志着人工智能在翻译实践中开启了从被动执行向自主行动的实质性跨越。在自动化翻译占据全球绝对主流的语境下（Pym，2025： 56）， 技术正剧烈重塑以人为主体的传统翻译形态（傅敬民、谢莎，2015：37）。人工智能翻译的“主角”效应日渐显现， 业已成为当下乃至未来最紧迫的命题（ 张威，2024：145）。然而，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翻译主体资格仍存在深度分歧，主要分为视其为单纯技术的“ 工具论”（Pöchhacker，2024； 吴美萱、陈宏俊，2023）与肯定其能动性的“主体论”（李力、徐敏慧，2020；胡开宝、李晓倩，2023；任文，2024）。在翻译无处不在而译者却时常隐身的现实悖论下，仅以是否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意识作为评判标准，已无助于纾解当下人机协同中日益尖锐的伦理困境，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后的翻译主体重构问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命题。基于此，本文突破生物中心主义的桎梏，着眼于人工智能的功能性主体特征，借镜哲学与法学中的“拟制”智慧，在承认其技术施动性的基础上探讨其作为协同翻译主体的逻辑基础与实现路径，进而推演与之匹配的治理范式，为应对人机协同中的伦理与制度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新思路。

一、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确立的逻辑起点

人工智能翻译主体的确立，应以其在翻译场域中展现的功能属性为逻辑起点，溯源其存在论与认识论层面的哲学根源，以实现从生物中心主义向交互中心主义的范式跨越。

（一）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的功能属性

属性系实体之本质特性，是判断主体资格的基础（方梦之，2019）。随着大语言模型算力的指数级跃升，人工智能已从单纯的辅助性翻译工具转变成深度嵌入多样化翻译实践的实体，展现出自主性、交互性、创造性等特征，并已具备初步的反事实推理能力和因果推断能力，共同构成了确立其功能性主体的现实依据。正是人工智能所具备的这些功能属性，共同解构了传统翻译主体人类中心主义的排他性，为其主体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二）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确立的哲学根源

传统主客体范式将主体定义为具有意识和能动性的观察者，客体则是被认知和操控的对象，主体性由此与自由意志、理性与道德责任紧密绑定。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打破了这一桎梏。一方面，主体性的建构并非绝对依赖生物本能，还可源于交互的驱动力。这一视角将主体资格的判准从本质主义的“是什么”转向了功能主义的“能做什么”，为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合法化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现代哲学理论也为此提供了合法性辩护。拉图尔（BrunoLatour）提出行动并非人类独有，“行动元”不必具备心灵、同情、反思等人类特质，只要在行动网络中承担功能、展现智能，即可成为有效行动者（Latour，1999：180、182）。人工智能已成为当前翻译生产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行动者，具备了成为翻译主体的哲学适格性。

（三）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地位之伦理起点

将人工智能确立为翻译主体本质上是人类主导的自觉行为，须以人的尊严作为最高先验性前提。一方面，通过象征与类推机制确立人工智能翻译主体地位，其合法性源于人类精神在数字环境中的延展与映射，首要使命是维护人类精神利益与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由于主体建构权由人类主导，其运行机制、伦理规则及实施场域深度锚定于人类实践，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化约束保护人类的物质利益、社会秩序及译者合法权益，以防范算法霸权对劳动价值的剥夺，实现翻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纵观翻译主体论的演进谱系，技术范式的迁徙始终推动着主体边界的动态扩张。将人工智能纳入翻译主体范畴，不仅能深度洞察技术黑箱对翻译实践的重塑，更为化解当前工具理性与人文伦理之间的冲突、弥合人工智能与社会文化裂痕提供了范式创新路径（杨庆峰，2025：164）。

二、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的资格赋予、价值考量与拟制路径

探讨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的资格赋予、价值考量与拟制路径，目的在于通过技术性拟制释放人工智能的协同潜能，进而建构一种超越传统生物学意义的拟制主体框架，在人机协同视域下实现秩序治理与价值增益的共赢。

（一） 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的资格赋予

翻译主体资格的赋予，源于人类在数字文明演进中对世界认知逻辑的元反思。德国哲学家费英格（Hans Vaihinger）创立的拟制哲学在承袭经验主义对客观实在性怀疑的同时，批判性吸纳了康德关于理性与经验调和的理论，认为人类具备按照某种积极假设性的标准展开行动的能力，并可在拟制基础上进行逻辑功能的假设性推演；其中，人格化拟制作为一种类推方法将无精神的“物”与作为群概念的人进行比较，若特定事物依据一定的实践性价值而与人具有高度相似性，那么该特定事物便应当被视为人，并被授予人格（转引自谢潇，2018：97-99）。基于此，世界被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恪守自然因果律的原初实在世界；二是具有实践指向、规范意义与诠释功能的人为构建系统。人工智能翻译主体的生成，恰是对后一系统的深度回应。

（二）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的价值考量

人工智能翻译主体的拟制突破了长期以来以人类译者为唯一核心的单一主体论。人工智能的兴起使人类译者作为“显身者”的独占地位在技术浪潮中逐渐被弱化。翻译主体因此由人类独享走向多元构建，涵纳了非人类智能的可能性。在理论层面，这种拓展进一步推动翻译研究从单一的文本分析转向对主体间性与技术哲学的深刻思考；在制度层面，则为翻译活动人机协作链条中的权责划分等预留了前瞻性的弹性空间。

（三）人工智能协同翻译主体的拟制路径

人工智能翻译主体的拟制路径可分为功能型拟制和人格型拟制。功能型拟制侧重于翻译决策的相对自主权能，如术语选择权、文本重构权甚至跨软件调度权等，使其在不偏离语用目的的前提下进行翻译策略的自适应调整。该模式基于行为输出的一致性，在逻辑上更接近“行为主体”的认定边界。人格型拟制则是在伦理框架与语用规则约束下，为人工智能设定翻译场域内的拟制“人格”，如风格偏好、用语倾向、话语体系匹配及跨文化互动中的价值倾向等。

人工智能翻译主体的拟制可通过角色定位、能力测量、任务分配、责任溯源四个关键环节展开。角色定位环节基于具体翻译场域的具体分析，明确人工智能在特定任务流中的功能边界与预期目标，从而在源头上划定其主体行动的伦理边界。能力测量环节致力于对人工智能在跨语域、跨文体及复杂文本结构中的表现进行系统化测量，依据其语言转换的精准度、上下文语境的识别力以及交际意图的重构力等参数，建立一套标准化的功能指标。任务分配环节根据任务属性与风险权重，合理分配翻译流程中主体间的行为权重，确保主体能力的释放与任务诉求精准匹配。最后，通过日志追踪、译文版本比对、可溯源设计等手段，将责任识别与风险防控机制植入拟制框架，实现翻译行为的可溯源性与责任闭环。

三、翻译主体秩序重塑的应对策略

（一）翻译立法的制度前置

近年来，中国已将人工智能的治理纳入重点立法规划并持续推进。翻译行业作为技术深度介入的场域，其衍生出的新型权利义务关系不应游离于法律的真空地带，亟待在立法层面进行制度回应。翻译行为责任归因弥散于人类指令、智能理解、模型调用、行为执行等多个环节之中，交织着复杂的法律关系。若缺乏明确的规则供给，不仅易侵害译者权益与数据安全，还会造成信任危机。同时，面对翻译行业高度动态的技术变革，制度设计既要立足本土实践，精准回应语料确权、服务准入标准及职业伦理秩序等痛点，又要具备全球视野，主动对接国际治理框架，探索跨国语言服务中的规则衔接与法律适用。

（二）翻译伦理的规范重塑

相较于传统翻译伦理主要围绕人类译者的忠实义务、责任归属与职业规范展开，人工智能的介入导致权责结构松动、行为判断模糊及结果可控性的下降，使原有伦理框架面临挑战。从伦理建构的底层逻辑出发，翻译伦理规范的存在旨在维护交际各方的基本权益、确保翻译行为的价值合理性。其完善应将价值理性内嵌于人工智能使用场景与操作流程。一方面，优化译者行为的评价体系，强调责任、能力、专注与交互等伦理价值在评估上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应设立人机协作的行为准则，明确审校职责、署名权及风险提示义务，同时要求平台与开发者确保译文来源合法、数据使用合规、系统输出可追溯等，从源头保障译者权益与用户知情权。

（三）行业规范的体系升级

行业规范作为连接技术发展与实践操作的桥梁，在规范行为、协调利益、保障权益和规避系统风险等方面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当前翻译行业的规范体系仍滞后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需求，需要根据拟制主体的特征进一步升级完善。行业规范在翻译流程、质量标准与透明机制上还需结构性调整。且行业规范还应引入基于场景的风险分级治理框架，严格划定高风险领域的应用边界，明确人类译者在训练与校对拟制主体过程中的劳动价值回报，防止人类沦为单纯的数据劳工或纠错工具，从而维护翻译行业的人才生态与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技术洪流席卷而来，人类译者陷入主体性消解的普遍担忧。当前关于译者身份认同困境的讨论，往往陷入人类意志与机器算力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之中，片面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译者的替代性解构，却忽视了人机网络中潜在的生成性互动。借用拟制技术赋予人工智能以翻译主体地位，不仅有助于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将技术单纯视为工具的桎梏，更为翻译研究拓宽了对象域，延展了翻译主体理论的解释度与包容度，为翻译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支点。与此同时，翻译主体的结构演化亦对规范体系提出了更新要求，促使其由传统的静态命令式规制转向动态、协同的治理范式。在此过程中，立法的制度前置、伦理的价值重塑与行业规范的系统革新，不仅是应对现实变局的制度性回应，更是引导未来翻译生态向人机共生方向演进的关键支撑。构建具备适应性、可扩展性与全球对话能力的翻译规范体系，是在技术浪潮中护持人文价值、驱动翻译学科现代转型的关键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赵军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律翻译、法律文学翻译、翻译史等。

赵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律翻译、法律文学翻译、翻译史等。

 

（原文出自《中国翻译》2026年第5期第122-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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